戒嚴時期的作家面對政府的政策要求，怎麼明哲保身又能走自己的路？

朱宥勳作家提到1950年代反共懷鄉路線，讓本省作家難以下筆，一是不熟華文寫作，二是無撤退來台的離鄉之苦，怎麼做？不如寫日治時期的壓迫吧，這仇日的寫法正中中華民國政府下懷，所以作家們安全過關。

1960年代的文學用現代主義的意識流寫法，內心獨白在紙上千軍萬馬，不觸碰外在時事只往內心去挖，政府怎麼抓人，於是成功躲過政府的追擊。
1970年代鄉土文學，許多作家擁抱社會主義但怎麼避免被貼上共產黨標籤？就從人寫起吧，為這塊土地社會底層人物發聲，這是鄉土情懷，也是追求公平的左派。

那麼像1970年代神州詩社那樣熱愛中華文化的作家總能對政府的胃口了吧，抱歉喔，中華民國已經反攻無望，如果對中華文化太熱切豈不是整天思念祖國？所以被政府認定為匪宣傳的溫瑞安只能投向武林小說的懷抱，在江湖實現他的正義理想。

從台灣文學的發展去看戰後威權時期，壓迫與反抗少了悲壯，多了自由，感謝文學家在牆的另一邊開出一片繁花。